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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自然性回归
2007-12-13 13:05:49.0
人的自然性回归
——俄国19世纪文学研究
徐隆仕 郑依昕 沈海艳（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 陕西汉中 723000）
在俄国十九世纪文学中对人的关注总是从“自我”出发，从自我人性完善的角度
出发来反映社会现实，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学通过对社会现实中的“人”的把握，
力求实现把社会的物质的人回归到自然的完善的人。把人放到本真的自然的状态
下加以表现，这是19世纪俄国文学的总的特征。从多余人到忏悔的贵族，都是回
归到自我的状态下从人性善的角度反映人的主题。
多余人；忏悔的贵族；忏悔与道德劝善；自然性回归
19世纪俄国文学，基本上依照列宁对俄国解放运动的分期作为划分阶段的标准，
又基于19世纪的时限，可分为这样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25年12月党人起义到
1862年农奴制废除，这一时期主要特征是以贵族革命活动为主，但也有平民知识
分子的参与；第二时期从1861年农奴制废除到1895年到列宁在圣彼得堡成立“工
人阶级解放运动协会”，这一时期文学与农奴制改革，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危机
有密切关系。[1]p29-30而从俄国文学发展过程来看，在探索人的价值问题、人的
意识归宿问题中，表现了这样的特征：通过自我完善、自我内省、自我深刻剖析
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它不仅反映了这个时代的人的心理、情绪、精神等状态，
同时也反映出了俄罗斯民族的心理特征及情绪状态。如多余人的形象，社会底层
的“小人物”形象，以及19世纪60年代“新人”形象，以及列夫托尔斯泰的忏悔
贵族的形象……这些文学特征不仅在时间上具有延续性，在空间上也有着互补性
。
可以看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以现实主义文学为主）在对人的表现中，更注重
在现实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突出人性的主题，更注重精神的探索，更注重人的自我
价值本位。这些特征中它传达了这样一种精神：人作为人，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
角，是作为自然的存在物，在文学中更倾向于人的自然性；人作为人，不是社会
的附庸，而有其独立的价值。人不再是社会文明的工具，而是历史进程中的主体
。他们更注重反映人的物化、异化。比如司汤达《红与黑》中于连形象，巴尔扎
克《幻灭》中吕西安形象……而俄国文学中对人的关注中却注重向内看，表现个
体的道德自我完善倾向。
1.多余的人
关于多余的人在文中已形成了特定的概念：“它只指19世纪贵族革命时期一部分
出身于贵族的知识分子，在俄国解放运动中他们既不站在革命的一边，也不站在
政府的一边而游离于斗争的现实成为带引号的‘多余的人’”[1]P59作为19世纪
俄国文学中特有的现象,又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它与农奴制度以及农奴制度下的
阶级有着密切的联系，多余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它一方面反映了文学家
以他们的责任与真诚表现出了这个时代的人的心态，同时他们又对贵族阶级在社
会进程中的没落感到恐惧与怜惜。他们想重新确立人的价值本位，于是以一种绝
望的心态为多余人寻求其存在的可能。正如高尔基所说：“现在的最敏感的心灵
和最机警的头脑，已经开始认识这危机了，看到人的力量的瓦解，他们都异口同
声地警告人又自立更新，振奋‘自我’之必要，并且一致地指出这条回到生命力
根源的道路，这条道路是可以使身心俱疲者复苏而增加体力的。”[2]p535在这种
心态下，文学家也希求为“多余的人”寻求一个合理的出路。所以这使贵族的悲
剧亦即“多余的人”的悲剧就是没有一种价值可以使他们依托而陷于精神的困顿
与痛苦。
1.1贵族的悲剧：贵族作为一个社会的阶层而言，有他们的思想基础和经济支撑，
而经济的富足又决定了他们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但在俄国的社会现实中，贵族
阶级逐渐分化乃至衰落，代之而起的平民阶层，使他们感到没落的可怕。贵族在
与农民阶级的对立中已感到力不从心，他们的地位受到威胁，也对他们的生存状
——俄国19世纪文学研究
徐隆仕 郑依昕 沈海艳（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 陕西汉中 723000）
在俄国十九世纪文学中对人的关注总是从“自我”出发，从自我人性完善的角度
出发来反映社会现实，这一时期的俄国文学通过对社会现实中的“人”的把握，
力求实现把社会的物质的人回归到自然的完善的人。把人放到本真的自然的状态
下加以表现，这是19世纪俄国文学的总的特征。从多余人到忏悔的贵族，都是回
归到自我的状态下从人性善的角度反映人的主题。
多余人；忏悔的贵族；忏悔与道德劝善；自然性回归
19世纪俄国文学，基本上依照列宁对俄国解放运动的分期作为划分阶段的标准，
又基于19世纪的时限，可分为这样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25年12月党人起义到
1862年农奴制废除，这一时期主要特征是以贵族革命活动为主，但也有平民知识
分子的参与；第二时期从1861年农奴制废除到1895年到列宁在圣彼得堡成立“工
人阶级解放运动协会”，这一时期文学与农奴制改革，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危机
有密切关系。[1]p29-30而从俄国文学发展过程来看，在探索人的价值问题、人的
意识归宿问题中，表现了这样的特征：通过自我完善、自我内省、自我深刻剖析
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它不仅反映了这个时代的人的心理、情绪、精神等状态，
同时也反映出了俄罗斯民族的心理特征及情绪状态。如多余人的形象，社会底层
的“小人物”形象，以及19世纪60年代“新人”形象，以及列夫托尔斯泰的忏悔
贵族的形象……这些文学特征不仅在时间上具有延续性，在空间上也有着互补性
。
可以看出，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以现实主义文学为主）在对人的表现中，更注重
在现实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突出人性的主题，更注重精神的探索，更注重人的自我
价值本位。这些特征中它传达了这样一种精神：人作为人，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
角，是作为自然的存在物，在文学中更倾向于人的自然性；人作为人，不是社会
的附庸，而有其独立的价值。人不再是社会文明的工具，而是历史进程中的主体
。他们更注重反映人的物化、异化。比如司汤达《红与黑》中于连形象，巴尔扎
克《幻灭》中吕西安形象……而俄国文学中对人的关注中却注重向内看，表现个
体的道德自我完善倾向。
1.多余的人
关于多余的人在文中已形成了特定的概念：“它只指19世纪贵族革命时期一部分
出身于贵族的知识分子，在俄国解放运动中他们既不站在革命的一边，也不站在
政府的一边而游离于斗争的现实成为带引号的‘多余的人’”[1]P59作为19世纪
俄国文学中特有的现象,又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它与农奴制度以及农奴制度下的
阶级有着密切的联系，多余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它一方面反映了文学家
以他们的责任与真诚表现出了这个时代的人的心态，同时他们又对贵族阶级在社
会进程中的没落感到恐惧与怜惜。他们想重新确立人的价值本位，于是以一种绝
望的心态为多余人寻求其存在的可能。正如高尔基所说：“现在的最敏感的心灵
和最机警的头脑，已经开始认识这危机了，看到人的力量的瓦解，他们都异口同
声地警告人又自立更新，振奋‘自我’之必要，并且一致地指出这条回到生命力
根源的道路，这条道路是可以使身心俱疲者复苏而增加体力的。”[2]p535在这种
心态下，文学家也希求为“多余的人”寻求一个合理的出路。所以这使贵族的悲
剧亦即“多余的人”的悲剧就是没有一种价值可以使他们依托而陷于精神的困顿
与痛苦。
1.1贵族的悲剧：贵族作为一个社会的阶层而言，有他们的思想基础和经济支撑，
而经济的富足又决定了他们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但在俄国的社会现实中，贵族
阶级逐渐分化乃至衰落，代之而起的平民阶层，使他们感到没落的可怕。贵族在
与农民阶级的对立中已感到力不从心，他们的地位受到威胁，也对他们的生存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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