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景钊（下简称为刘）：您是学术界很活跃的一位中青年学者。近年来，您主编翻译的几套学术丛书在国内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您和苏珊哈克教授主编的《当代世界学术名著·哲学系列》为国内学者了解50年来西方哲学主流的经典著作提供了一套非常权威的文本。当初您是如何产生主编这套丛书想法的？
陈波（下简称为陈）：这要从我到美国做访问研究工作之前说起。2002年，我作为由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国家科学院共同资助的CSCC Fellow，在美国迈阿密大学哲学系与国际知名哲学家和逻辑学家苏珊·哈克教授一道工作一年。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想，在那里的一年时间，除了做自己的研究工作外，还应该再做点什么事情，于是我想到这样一个计划：国内对西方的哲学著作近几十年已经翻译了很多，不过据我所知翻译的情况大致是这样，就是谁对某个方面比较熟悉，或者谁同国外某位学者比较熟，就把他的东西翻译过来，那么我们的判断是不是与西方主流学术界的判断一致呢？我们中间是不是遗漏了某些重要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应该引进西方学术权威们对近50年来西方学术著作的评价，看看他们认为西方的哪些著作是重要的，他们的评价标准是什么？根据是什么？我想这个工作对国内学术界进一步打开学术视野应该是有意义和价值的。正好当时人大出版社的社长王霁教授听说我要去美国，便跟我谈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意译介当代世界学术名著，希望了解当代哪些西方哲学方面的著作是重要的，并问我能否在美国帮助做这件事。我们不谋而合，我答应一试，但要求有该社的正式授权，王霁教授非常同意，于是签订了协议。到了美国以后，同苏珊·哈克教授谈了这个构想，她很愿意一起做这件事。于是从2002年3月开始，我们联名向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芬兰、巴西六国的16位哲学家发出邀请信，邀请他们参加“当代世界学术名著哲学系列”的编委会，并请他们推荐他们认为近 50年来最重要的10本西方哲学著作。我们的邀请得到了热烈的回应和热情的支持，约翰塞尔（John R.Searle）说此构想“棒极了”（wonderful），戴维森（David Davidson）的评价是“非常好”（very good）。由于种种原因，有的哲学家没有接受邀请，最后共有12位哲学家接受了邀请，他们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德国、芬兰和巴西五国，多数是当今世界一流甚至是顶尖的哲学家，其中包括我们国内学者比较熟悉的哈贝马斯、戴维森、冯赖特等。编委们尽管都很忙，但对这项工作都很认真、慎重。有些人只严格地推荐十本，有些人推荐十几本，有些人推荐几十本。比如，俄亥俄大学哲学系的系主任波切特教授，自己先列出一个60本书的名单，然后召集他们系里的教授来投票，选出最重要的10本。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令人感动。后来我在这套丛书出版序言中列出来的那个排名就是严格按照推荐人的选票统计出来的，我这里都有原始文档，那些书的得票没有一点点掺假。我们的目的就想要一个客观的、真实的评选结果。排名第一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蒯因的《语词和对象》排在第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得票最多的第一组里边还包括国内学界原来不太看重或者没有注意到的，或者认为没有那么重要的几本书入选，比如斯特劳森的《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和安斯康姆的《意向》。这样的结果大大出乎我们国内学术界的预料。
刘：我觉得你们组织这个评选工作本身也应该是具有创造性意义的。还有欧阳康教授主编的《当代英美哲学与哲学家研究丛书》，跟您主编的这套丛书可以说相得益彰。而且都是利用你们出国之便，在最近几年完成的工程，你们都同时想到了解国外的学术资源哪些是真正有原创性的这样一个问题。
陈：是的，我们俩事先并没有就此交流，但我们的思路、方法、途径基本上是相通的。我们的目的就是想架起一个中国学术和西方学术之间沟通的桥梁，想把它们衔接起来。我所做的工作的总体思路就是这样的。这是理解我的好多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脉络。
刘：这是走向世界学术的一个思路。
陈：我们承认我们目前水平还比较低，低就低，你得承认现实。不行就学嘛。总是要有这样一个过程嘛。
北大学报最近要我主持一个专栏，叫“逻辑学论坛”，是一个不定期的栏目。我要把它办成国际性的，邀请国际最知名的逻辑学家为这个专栏写稿，而且稿子必须是我这里首发的，不能先在国外的英文刊物上发过的，在这里发了以后，可以再到西方刊物上去发。我做这项工作的目的就是把中国学术和西方学术接通起来。因为随着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在慢慢崛起，我们中国学术再也不能关起门来搞自己的一套，而不管世界学术潮流。
我们要知道，国际学术共同体在做什么？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的方法、游戏规则是什么？在弄清楚这些方法和游戏规则之后，才能慢慢地搞出我们自己的原创性的东西。我们可以先当学生，老老实实地学，认认真真地学。学好了，学通了，然后慢慢地参与到国际共同体里边去。开始水平低一点不要紧，这是没办法的事。低并不是什么丑事，我们封闭了这么多年，开放的时间并不算长，对西方的学术规则还不是那么了解。还有一个语言问题，语言功夫不太过关，往往是读还可以，但写起来就困难一些。特别是对他们的表达方式等等都不太精通，写起来有问题，思考起来有问题，等等。所以，我们应该承认开始的低水平的现实。慢慢学，一步一步往前走，然后在国际学术共同体里边渐渐有我们中国人的声音，再渐渐地贡献出一些比较成熟的思想，甚至产生出像西方那样大师级的人物，或者像我们过去的孔子、老子、庄子这样的思想家。开始我们可能水平低，不入流，那么要想入流怎么办？除了学习还有什么别的途径吗？如果把自己关起来，躲在一个小圈子里边，你吹捧我，我吹捧你，那就永远别想入流。我们就应该努力学习，逐渐使自己入流。
刘：我还曾拜读过您的一些学术散文和随笔，感觉到您的学术视野似乎并不限于专业范围。比如“我在故我思”作为一个思想者的独白写得就非常好。可以看得出您是坚持走一条个性化学术道路的学者。
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原创性著作的问题上来。学术史上最有价值的著作都是深刻的，能够启迪人的思维，能够刺激人的思维的，能够引起人们不断反省的原创性的著作。所以衡量一个哲学家的品质和他的分量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原创性。就是看他是不是能独立思考，是不是能提出一些别人从来没有想过的、从来没有说过的、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的一些思想，哪怕这些思想有考虑不太周到的地方。哲学往往不是以真假对错来区分一个哲学家的好坏的。哲学的理论不是经验描述，它没有一个比照的标准。哲学理论的判断标准不是真假，而是它深刻不深刻，对人的思想有没有实际启发和智力批判的作用，它能不能引起人思考，引起人反省。如果一个哲学家能够做到这样一点，促使人去想原来没有想的问题，或者原先想得很浅显的问题，那就是深刻的哲学家，好的哲学家，例如，休谟。休谟提出归纳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我们经验知识的有效性问题，它有没有普遍必然性？如果有，它的根据、来源、基础在什么地方等等。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所以康德说，休谟把他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休谟还提出了另一个休谟问题就是事实与价值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指：我们能不能从S是 P，推出S应该是P。一个是事实陈述，一个是价值陈述，那么，“是”和“应该”之间，事实和价值之间能不能沟通？如果能沟通，它的根据、原因、基础、标准等等是什么？如果不能沟通，它的原因、标准、基础等等又是什么？这两个休谟问题至今我们都在回答，都在思考。我的朋友，也是老乡，孙伟平写过一本书叫《事实和价值》，就是想探讨这样的一个休谟问题。
说到这里，我又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思想史上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很多先驱者在当时是非常不受重视的，甚至是生活在贫困交加之中。最典型的一个就是美国哲学家皮尔士，因为我是搞逻辑的，所以对他更熟悉一些。皮尔士生前是非常郁郁不得志的。他大学是学化学的，大学毕业后在海洋测绘局里边工作。他一直想在大学里找个职位，也确实在某所大学任过一段很短时间的教师，但后来该校校长搞了个全体教师解聘后重新聘任，结果是除了皮尔士，其他所有的人都被重新聘任。所以他生前非常不得志。他的晚年是在贫病交加中度过的。但他是一个很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他是实用主义的创始人，还在数理逻辑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他在符号学以及其他许多方面也很有建树，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百科全书似的人物。
刘：许多原创性的研究往往也是在您说的准确、系统而严谨的诠释的基础上进行的。而这种带有基础性的诠释工作实际上是传承学术传统所不可缺少的。
陈：是的。我们看到，有民间学者动不动就要提出很多新的思想，提出新的体系，而他们的这些“新”东西常常很难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工作置于一个学术传统之中，置于一个学术源流之中。对于前人做了些什么，他不知道。这里有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一个人不能平地起高楼，特别是学术研究，应该是要站在巨人的肩上。只有站在巨人的肩上他才会看得比巨人高一点、远一点。因此对于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强调要进入一个学术传统之中，进入一个学术源流之中，应该首先受到必要的严格的学术训练。在理解先贤大哲的著作的基础上，再来谈你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们说，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需要长时间的丰厚的积淀。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可能到五六十岁的时候才刚刚“懂事”，就是说这个时候刚刚进入比较成熟的研究状态，或者说应该在这个时间段做出有学术水准的成果来。以前的很多工作带有初创的性质、奠基性的。当然，人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前面的工作也很重要，但是对于一个严谨的学者来说，最重要的最有价值的工作还是在有了丰厚的积淀之后才能完成。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要把自己的工作置于学术传统之中，置于学术源流之中。同时要受到必要而严格的学术训练，然后你的工作就是在对先贤大哲研究的基础上对有些问题作出必要的回应。你不能、事实上也无法撇开所有这些东西去搞自己的东西。这样搞出来的东西是不会有人理睬的。
刘：常常有这样的反差，越是不了解学术传统、不了解学术源流、没有什么学术训练的人，胆子越大，越喜欢构建宏大体系。说到这里，我想到您的一篇叫做“学问家和思想家”的学术随笔，那里对两种类型的学者进行了有趣的对比。
陈：有些学者偏向于我注六经，我把这样的人叫做学问家，另外一些学者偏向于六经注我，就是总想说一点自己的东西。我把这样的人叫做思想家。这两者各有长处。我认为，在中国学者里边，我们仅就建国以后的学者来说，把学问家和思想家两者结合得比较好的，李泽厚应该算一个。如果说老一辈的学者，那么冯友兰当然算一个。作为一个原创性的哲学家，他有《贞元六书》，作为哲学史研究者，他有《中国哲学简史》，那本小书可称得上是“大家小品”啊。非常有学术含量，写得非常好。他还有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五卷本的，七卷本的等等。我想不管人们怎样评价他的学术地位，但是研究中国哲学史你无法绕开冯友兰。还有金岳霖也是一位两者结合的好的典范。他在学术史上是最早把现代逻辑传入中国并且取得很大成效的人。
实际上，在我们国内一直有两种研究方式的争论。我注六经，就是强调学术传承，强调学术规范，强调打基础、下笨功夫、严格、严谨等等。但是这个方面有时候如果强调得过度了就会弄成，在他的著作里就只能看到别人怎么说的，就是看不到他自己怎么说。那么六经注我呢，假如你没有足够的学术传承，你没有一定的学术训练，你没有进入一个学术共同体，学术规范之中，那就容易流于胡说，或者流于很不可靠的观点。两种研究方式各有长处，各有偏好。如何把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两者结合得很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过分强调某一个方面都会出问题。如果老是强调不严谨、不扎实、训练不够、素养不行，那什么时候是个够啊。人类的知识像汪洋大海。当我走进书店面对浩如烟海的图书，就有一种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所以我有时候感到一种莫名的惆怅和悲凉的心情。我想自己写了几本书，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嘛！还不知道躲在哪个角落里边，不知道有没有几个读者光顾它。那么多的书，你就是皓首穷经读一辈子也读不完啊。读到什么时候是个头。而且历史上好多经典还是年轻人创造的呢。休谟写《人性论》的时候才20几岁。维特根斯坦写《逻辑哲学论》的时候，他说他没怎么读过多少哲学史上的经典。过于强调我注六经的方式，是会遇到极大的挑战，但是过于强调六经注我，有时候真的会导致胡说乱说，不着边际的瞎说。所以要把两者结合起来。
当初我研究蒯因的时候，是从认真读他的著作和论文入手的。蒯因写了20多本书， 100多篇论文，我把他的这些书和论文一本一本、一篇一篇读完。但是研究蒯因的著作在不断地增长。永远有无数的新文献像山一样堆在那里，等着你去读。如果这样读下去，何时是个头，那也不是办法。我想，那些研究蒯因的著作不是也是读了蒯因的著作写出来的吗，他不是一个人，我不也是一个人吗？我就不能自己想点自己的东西吗？所以，特别是在知识爆炸，出版物爆炸的时代，如果要过分强调我注六经，就是穷尽了毕生的精力也只能读沧海之一粟。那怎么办，就是应该创造性地去读，独立思考地去读，争取读出一点自己的东西来。所以比较好的方式就是读经典文本。这也是我策划《哲学读本系列》的目的，就是要面向经典，与大师一起思考。现在我们的学术出版物里边有一些是原创性的经典性的作品，有很多是延伸性作品，还有一些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和面，再加水，稀释再稀释，稀释到没什么东西了的作品。
刘：同您的一席交谈，让我有一种感觉，您有一种开阔的国际性学术视野和独立的研究个性，这促使您在不断耕耘自己的研究领域的同时，常常会拨冗投身于策划、翻译、出版、介绍和普及当代世界学术主流的工作中。您能对自己和自己的工作作一个评价吗？
陈：的确如你所说，这些年我是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了策划主编一系列丛书中，隐藏在所有这些工作背后的动机是：进一步打开我本人和国内学界同仁的学术视野，使我们自己明白国际哲学界在做些什么，是怎么做的。我觉得，随着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逐渐崛起，中国应该有与大国地位相配的学术地位，不能老是游离于国际学术共同体之外，关起门来自搞一套，自己爽，我们不知道别人在搞什么，别人也不知道我们在做些什么。中国学术要参与到国际学术共同体之中去，逐步发挥其影响力。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先要老老实实地了解情况，老老实实地学习，弄清游戏规则，积聚实力。
至于说对自己的评价，这应该是由学术共同体来做的，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以学术为志业、把学问当作自己的生活和生存方式的人，我不善于与他人打交道，更不善于当前在中国学术界特别管用的“运作”，我就以自己的方式把学问做下去，生存下去。
总的来看，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自以为，自己确实一直在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教学和研究方面的工作，对此我问心无愧。至于具体成果，由于基础差，能力有限，说不上有多么重要和多么突出，但自认为还是做了一些有一定分量和价值的事情，发表的一些论著也还有一定的影响力，所写的书还卖得出去，有一定数量的读者。我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我现在基本上能够做到“不怨天，不尤人”、“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了，胸中自有定见，对自己和自己所做的工作有一个基本的自信，我不认为我所做的工作有多么的了不起，但如果有人要把我的工作贬低为多么不了不起，甚至多么糟糕，我肯定也不在乎，因为我自认为它不符合事实。总之，我就按我的方式一步一步往前走。我在走着，我在做着，我在尝试着。我自己打算，抓住50岁以后的时光，好好努力，至于能够做成什么样子，且不去管他，只问耕耘，不问收获，重要的是一直在做，一直在往前走，其所作所为，能够说服自己，能够对得起国家提供的这个职位和这个饭碗，就行了。
（原文16000余字，本报节选部分发表）

人物档案    陈波，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57年生于湖南常德，1982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学院政教系，获哲学学士学位；198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学位；1994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1997年9至1998年9月，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2002年至2003年获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美国国家科学院共同资助，作为CSCC Fellow在美国迈阿密大学哲学系与国际知名学者苏珊·哈克从事合作研究；并多次应邀赴台湾的大学和学术机构从事研究和讲学；目前正在英国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逻辑和分析哲学。主要著作有：《逻辑哲学导论》、《蒯因哲学研究》、《逻辑学导论》、《冯·赖特》、《爱默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