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3月，日本扶植清朝废帝溥仪在东北建立“满州国”后，又进一步在华北挑起事端。国民党政府死抱“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变，对日本的侵略实行避让措施，并于7月与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一味的妥协并没有满足日军的胃口，反而助长其侵略的气焰。而后，日本又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使华北危机达到到极点。1935年12月9日北平五六千名大中学生在共产党领导组织下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日救国示威游行，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
成立“爱国救国联合会”
此时沈钧儒和上海文化界的爱国进步人士正注视着时局变化，寻找救国的方法。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沈钧儒和其他几个救国会成员立即起草了一份宣言，支持学生行动。为扩张影响，沈钧儒又倡导展开签名运动。
    1935年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召开成立大会，参加者有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王造时等300人。沈钧儒被大家推为主席。此前，上海各界已纷纷成立各种救国会：有史良、陈波儿、沈兹九发起成立的上海妇女界救会国；沈钧儒、周新民等发起上海大学教授救国会及上海职业救国会等等；而文化界救国会是上海救国运动的领导核心。随着抗日救国运动的深入，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组织。1936年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沈钧儒被推选为主席。此后沈钧儒领导救国会及各界群众进行了一系列抗日救亡运动。
同年沈钧儒倡导和组织了有800人参加的纪念“一·二八”四周年大会，大家公推沈钧儒、何香凝、马相伯、章乃器、史良、李公朴等十九人为主席团，沈钧儒为执行主席。散会后,与会800人排成队在沈钧儒率领下，步行到庙行镇祭祀“一·二八”事变无名英雄墓。游行开始时，当沈从主席台向下跃时，不慎跌了一跤，旁边的人赶忙上前搀扶，而他早已站起走到队前了。从会场到无名墓大约有四五十里路，沈钧儒这时已是六十二岁的老人了，但他在游行中一直走在队伍最前列，使当时的年青人都大受鼓舞。5月30日救国会又组织各界民众召开大会热烈纪念“五卅”，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参加者达60000人。作为会议主席的沈钧儒作了《今年纪念五卅运动意义和救国联合阵线重要性》的报告,讲话时时被群众的掌声、口号声、欢呼声所打断。会后沈钧儒和救国会其他领导人一道带领群众前往江湾公祭“五卅烈士墓”。他们四人一排，手拉着手，一路上唱着《义勇军进行曲》等救亡歌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继续五卅反帝精神！”等口号。此后，上海救国会组织的爱国游行中人们都能从队伍前面看到一个身材矮小，胸前飘洒长胡子的老人，那就是沈钧儒。
抗战旗手，“中国的大老”
    1936年10月19日爱国主义战士鲁迅先生逝世。鲁迅的丧事在沈钧儒的主持下进行，上海各界人士怀着对鲁迅先生的敬仰之情前来吊唁。葬礼那天参加者有五六千人，沈钧儒、蔡元培、宋庆龄走在送葬队伍的前面。一路上群众唱着挽歌，同时高呼“鲁迅先生精神不死”、“民族解放斗争万岁”等口号。沈钧儒亲笔书写的“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素轴覆盖在鲁迅灵柩上，缓缓下入墓坑。
鲁迅的葬礼实际上成为救国会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抗日救亡示威游行，此外救国会还领导了日本纱厂工人罢工斗争。许许多多的活动使救国会犹如一面迎风飘扬的战旗，把各界抗日救国力量聚集起来。沈钧儒常常是夜里十二点才回家，沈夫人早已去世，子女不住身边，但因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国工作中，所以过得分外充实。救国运动初期，内地青年来到上海想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刚到上海很多人甚至没有地方住，吃饭没有钱，沈钧儒便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为他们吃住奔走安排，为抗日救国运动充实了队伍。1936年8月第一次世界青年大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决定派陆璀前往出席，可是“学联”穷得拿不出一笔旅费。沈钧儒得知此事后，马上从自己律师收入中拿出400元钱送给“学联”。当陆璀回忆起这件事时仍然很激动。她说，中国的全国学联第一次派出它的代表出席世界青年大会，她的出国路费就是从沈老那儿来的。中国学生运动的代表出席世界青年大会,在大会上作了发言，使中国学生抗日救亡的呼声传到了世界青年的耳朵里，并激起了强烈的共鸣，从此,中国的进步学生运动就和世界青年的进步运动结合在一起。陶行知先生曾写下一组《留别沈钧儒先生》称赞沈钧儒，原诗如下：
一
老头,老头!／他是中国的大老，／他是同胞的领头。／他忘记了自己的头,／要爱护别人的头。／唯一念头，大家出头。
二
老头,老头!／他是中国的大老，／他是战士的领头。／冒着敌人的炮火,／冲洗四十年的冤仇。／拼命争取，民族自由。
三
老头,老头!／他是中国的大老,／他是大众的领头,／他为百姓努力,／劳苦功高像老牛。／谁害老头。大众报仇
四
老头,老头!／他是少年的领头，／老年常与少年游。／老年没有少年愁。／虽是老头,／不像老头。

“七君子”的“家长”
    沈钧儒等人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极大恐慌。早在救国会成立初，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就在召集全市大中学校校长会上，攻击救国会是少数阴谋家组织的反动团体，并要求该组织马上解散，然而沈钧儒等人并不屈服，为此，蒋介石亲邀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到南京谈判，希望救国会在政府领导下运转。沈钧儒等人看出了国民党政府的用心，是要把救国会变成他们手中的工具，王牌。沈钧儒等人坚决表示：只要你们停止内战，发动民众，坚决抗日，也就是领导救国会了。
中国民间的抗日活动使日本方面也感到不安。日本的驻沪机构领事馆，早就派特务注意监视沈钧儒等爱国领袖的活动，并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1936年11月18日，日本驻沪总领事命令手下寺崎去找上海市府秘书长俞鸿钧,不加掩饰地要求逮捕章乃器、沈钧儒、李公朴等人。俞答这些人都在监视之中只是目前尚无确凿证据，不可操之过急，寺崎听后大怒：要等有证据，那就是遥遥无期的，必须立即动手抓人，并以正在上海待命的日本陆战队相威胁。在日方压力下，由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直接下命令，对救国会领袖的大逮捕行动开始了。事发前一个月就有很多人劝沈钧儒离开上海去躲避一下，沈冷静地说：“我不打算走,我准备被捕,什么时候拘票送到,我就什么时候上法庭去,南京也好,上海也好,我都得去。现在正需要像我这样的老人吃点亏，使大家可以激励一下。”
1936年11月23日2时国民党政府上海市公安局派出8个特务小组，会同英、法两租界的巡捕,分别到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和陶行知家抓人。陶行知因先期出国未被抓到。沈钧儒等7人同时被捕。天亮后沈钧儒等7人被押送到江苏高等法院受审，由于抓人者拿不出任何犯罪证据，法院只得宣布无罪释放。就在沈钧儒等被放出几个小时后，又以共产党嫌疑犯为借口再次将7人逮捕，并于12月4日将7人解送到吴县(今苏州)横街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羁押。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沈钧儒等人虽暂时失去自由，但他们并没有沉沦和气馁，就在由上海被押解苏州的汽车上，他们透过玻璃窗看到祖国的一草一木，车里响起了高昂的《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
七人中沈钧儒年纪最长，且年高德劭，大家一致推他为“家长”。邹韬奋说：“我们都完全是纯洁爱国,偏有人要误会我们为‘反动’，所以不用‘领袖’，或其他含有政治意味的什么‘长’来称我们所共同爱戴的沈先生，却用‘家长’这个名称来推崇他；我们想无论如何，总没有人再能不许我们有我们的家长吧！”在沈钧儒这个“家长”领导下,他们六个人如一个人(史良在女监)同甘共苦，有罪大家有罪,无罪大家无罪，羁押大家羁押，释放大家释放，还要求关在一起，否则大家就以绝食来抗议。谈到绝食时,大家认为沈老年纪大了可以除外，但沈钧儒无论如何不肯,他说“六个人是一人”,果有实行绝食抵抗必要的话,他必须一同加入。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张学良、杨虎城扣压蒋介石的“西安事变”。事件发生后张、杨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其中之一就是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努力下和平解决了。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然而对沈钧儒等7人仍坚持他们的行动是“危害民国”的老调子，继续关押，.同时让杜月笙等人前去劝降，只要沈钧儒等保证不再从事救国活动，留京或去国外就可获得自由。而沈钧儒等人坚决抵制，认为个人自由事小，争取救国无罪事大，宁可不出狱，也决不丧失原则立场。碰了一鼻子灰后国民党政府对沈钧儒7人提起公诉，沈钧儒等人商定聘请律师进行辩护，根据当时法律规定每一个被告可以请律师3人作为辩护人,于是他们7人共请了21位律师,其中大都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如此之多的著名律师出庭辩护,在中国司法史上是空前的。
1937年6月11日开庭，沈钧儒作为第一被告首先受审。审判长问：“你赞成共产主义吗？”沈答：“我们从不谈所谓主义，如果一定要说我宣传什么主义的话，那么，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审判长又问：“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沈答：“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审判长问：“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吗？”沈以幽默的口吻说：“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并且不论谁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都甘愿被他们为抗日而利用。”
6月25日，就在江苏高等法院第二次开庭的当天，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发起了名震一时的救国入狱运动。他们发表宣言说：“沈钧儒等七位先生关在牢里已经七个月了，现在第二次开审，听说还要判罪。沈先生等犯了什么罪？就是犯了救国罪，救国如有罪，不知谁才没有罪……我们也爱国,我们就应该和沈先生等一起坐牢。”宋庆龄倡导的救国入狱运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大学教授，学生，职员，工商界人士，知名演员等等都签名要求爱国入狱，给国民党政府致命的一击，使其手足无措。由于沈钧儒等七人坚定的爱国立场及全国各阶层的营救,加之“七·七”事变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1937年7月31日，被关押了7个月零27天的沈钧儒，章乃器等七人同时出狱。下午2点沈钧儒等七人走出监狱大门，门外几百名民众已在火辣辣的太阳下等着迎接他们，此情此景令七君子感动得热泪盈眶。沈钧儒作代表对各报记者说：“当不改初旨,誓为国家民族求解放而奋斗！”而国民党政府则到1939年才由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检察处撤回对“七君子”的起诉。救国无罪最终由历史作出了正确结论。